1939年春天，一个17岁的少年在浙江绍兴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，他热血上头，想跟着上前线打鬼子。
周恩来没有答应，却收他做了义子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面之后，两个人再也没有重逢。
而这个少年，后来把自己的身份藏了整整五十年。
他是谁？周恩来为何要收他作义子？
祭祖奇缘
周恩来的祖籍在绍兴，1939年3月，他到浙江开展抗日活动，顺路回老家祭祖。
表面上烧香磕头，暗地里还要和中共秘密组织接上头，布置革命任务。
祭祖选在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，学校放假，正好给了家族里的年轻人机会。
王戍当时17岁，在读初中，他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，按辈分，王戍管周恩来叫表伯。
这个表伯他早就从报纸上读到过，心里佩服得不行，这回终于能见到真人。
祭祖结束后，一大家子人去了大禹陵，路上聊起大禹，王戍抢着说了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。
周恩来听完笑了，补充说大禹不只是治水厉害，在发展农业上也有功劳，还造过九鼎。
王戍听到“九鼎”两个字愣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周恩来耐心解释：鼎是古代煮东西用的铜锅，九鼎就是九个锅，代表九州，意思是说大禹的功劳覆盖了整个天下。
王戍听得入迷，觉得这位表伯比学校的老师懂得还多。
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说，自己这些知识也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，只不过自己年纪大，老师年纪更大，知道的自然多一点。
到了大禹陵，供壁上画着九把斧头，周恩来故意考大家：这九把斧头什么意思？同行的人里有个“绍兴通”宋山，也说不上来。
王戍脑子一转，想起刚才说的九鼎，大胆猜道：表伯，九鼎代表九州，这九把斧头会不会也是一个意思？
周恩来点点头，九鼎九斧，说的都是大禹治水救人、功盖九州的事。
这孩子聪明，敢想敢说，周恩来对他多了几分喜欢，游览结束，周恩来在宣纸上题了一句话送给他：“冲过钱塘江，收复杭嘉湖。”
王戍拿到这幅字，心里十分激动，当晚把父亲王贶甫拉到屋外，小声说想跟着表伯上前线打鬼子。
父亲支持，回屋就跟周恩来提了，周恩来看看王戍，还是个半大孩子，身子也不壮实。
刚才聊天时还发现他不少东西没学透，这时候上前线太早了，他想了想说，再等几年吧。
王戍一听，很是失望，低着头不说话，周恩来不忍心看他这样，话锋一转：要不这样，我收你当干儿子，好不好？
王戍父子俩都愣住了，随即喜出望外，王戍站到周恩来面前，规规矩矩鞠了三个躬，喊了一声“干爹”。
周恩来应了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周恩来重新给他写了一幅字，这次写的是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，落款写上“慕向表侄义儿”。
慕向是王戍的字，这白纸黑字一写，父子的名分就算坐实了。
第二天周恩来就离开了绍兴，临走时掏出十块银元塞给王戍，嘱咐他好好读书，学会独立生活，以后可以常写信。
4月5日，周恩来又寄来一张自己穿军装的照片，背面写着“义儿存念”。
王戍捧着照片，心里又暖又酸，谁能想到，这就是父子俩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见面。
不回信的秘密
绍兴一别不到两年，日军打到了浙江，王戍一家逃难到了福建，为了活命，家里给他找了份银行职员的工作。
可王戍始终记着干爹的话，要好好学习，他白天上班，晚上读书，半工半读硬撑着。
1945年，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，考上大学后他给周恩来写信报喜，等了很久，没有回音。
他不甘心，又写，还是没回，新中国成立后接着写，照样石沉大海。
王戍心里不是没嘀咕过：干爹是不是忘了自己？当年认亲是不是就为了安慰一个毛头小子？
真正让他想通的，是后来父亲带来的一番话。
原来周恩来有个表妹叫陈秀云，三番五次写信，想让周恩来帮忙安排个好工作。
周恩来婉拒了，可这位表妹拿着回信当令箭，跑到政府部门大闹，撒泼打滚非要个工作。
政府无奈给她安排了，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，不但要求开除她，还公开跟她断绝了亲戚关系。
这事闹得不小，周恩来从此立了一条家规：任何亲戚朋友，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都不得说出与他的关系。
这条规矩后来写进了他的《告亲戚朋友》十条家规里，第九条专门强调：不要炫耀自己，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。
对王戍，周恩来还有另一层担心。
那时候政治环境复杂，敌人到处都是，如果让人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义子，万一被特务盯上，轻则影响前途，重则丢了性命。
不联系、不回信，反而是最好的保护，他把这个意思通过王戍的父亲转达了过去。
王戍听完，心里堵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，干爹不是忘了自己，恰恰是因为记得太深。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纠结回信的事，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。
半生沉默
1949年，王戍大学毕业，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服务团，被分配到福州市政府工作，后来又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当老师。
在学校，他就是个普通老师，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，跟谁都不提自己的特殊身份。
同事不知道，学生不知道，连邻居都不知道，他穿的朴素，吃的简单，住的也不宽敞。
他不光自己不说，还叮嘱家人也不要说，他给干爹写过很多信，没有一封得到回复，但他从来没抱怨过。
他也从来没想过利用这层关系给自己捞点好处，学校分房，他不争；评职称，他不抢；出差路过北京，他也不去麻烦任何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戍的父亲王贶甫当上了绍兴市副市长，进京见过周恩来。
如果王戍真想攀关系，让父亲带句话就行了，他没这么做，他甚至连提都不提。
这一藏，就是五十年，从热血少年变成白发老人，从讲台下走到讲台上，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。
他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，没一个知道自己的老师是周恩来的义子。
一生遗憾
周恩来的生育问题，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遗憾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很早，两人相差六岁，结婚时周恩来27岁，邓颖超21岁，正是好年纪。
婚后不久，周恩来上了前线，邓颖超一个人留在广州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她不但没高兴，反而犯愁，刚到广州，工作千头万绪，她不想年纪轻轻就在家带孩子。
那个年代的革命青年，一心想的是斗争，不是当贤妻良母，她自作主张，自己把胎打掉了。
周恩来从前线回来听说这事，罕见地发了脾气。
他说，你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对立起来？孩子不是个人私有财产，他属于国家，属于社会，再说这是两个人的事，你也该跟我商量一下。
邓颖超低着头认错，说自己太轻率了，周恩来气过之后还是原谅了她，毕竟都还年轻，觉得以后还有机会。
1926年下半年，邓颖超再次怀孕，这次她小心翼翼，满心期待。
可生产时周恩来又被调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，不在身边。
胎儿太大，难产，医生用了产钳，夹坏了孩子的头颅，孩子没有活下来。
1927年，广州国民党军警加紧搜捕共产党人，邓颖超刚生产完还躺在医院里，随时可能被抓。
她不得不穿上护士的衣服，乘一艘德国运药的小电船逃到香港，再转去上海。
这一路颠簸折腾，她的身体彻底垮了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，她的生育功能已经无法再支撑她生下任何孩子。
后来有很多人感慨，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，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官，遗憾的是没有后人。
王戍的出现，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。
周恩来对这个义子的感情是真实的，他寄照片、写题字、给银元，都是父亲对孩子的牵挂。
只是这份牵挂，注定不能用寻常的方式表达。
真相揭开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逝世，王戍在福建听到消息，一个人关起门来哭了很久。
他不能去北京送最后一程，也不能在任何人面前表露悲伤，他还是那个低调的教师，只是那几天眼睛一直是红的。
直到1978年，绍兴市委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周恩来日记时，发现了一段记录：1939年收王戍为义子，题字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。
这段尘封了近四十年的往事才被翻出来，工作人员几经辗转，找到在福建工作的王戍，请他回绍兴。
这时候，王戍已经快60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。
消息传开后，很多人吃惊：原来周总理还有一个义子？而且就在福建当了一辈子老师？
王戍面对记者和研究人员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他拿出那幅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的题字，拿出那张背后写着“义儿存念”的照片，还有那十块银元，东西都在，保存得完好如新。
2008年，86岁的王戍给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研究员秦九凤写了一封信。
信里说，表伯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永远留在我心上，他的教诲永远留在我记忆里。
有人问他，你后悔吗？藏了五十年，值吗？王戍想了想说，干爹教我要自力更生，我做到了，他走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给他丢过人。
一个17岁的少年，因为一次祭祖，叫了周恩来一声干爹，此后五十年，他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
没有特殊照顾，没有铺路搭桥，没有沾过一点光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，在福建的讲台上站到退休。
唯一不普通的，是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人，一个教他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的人。
父子只见了一面，可这一面，够他记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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